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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以亡隋为鉴戒，本着“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偃武修文、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采取了以农为本、务实求治、休养生息、文教复兴、仁德先行、省刑慎罚、俭约慎行等策略，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人口剧增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资治通鉴》这样记载“贞观之治”的盛世繁华：“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在中国，有一本8万字的私人撰述政论性史书，以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再现了大唐“贞观之治”的风貌，被称为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它就是《贞观政要》。
这部奇书的作者是吴兢。
一
吴兢，字号不详，《旧唐书》《新唐书》均称他为汴州浚仪人，也就是河南开封人。
《元和姓纂》在谈到陈留吴氏时说：“状称后汉河间相吴佑后，隋有吴响，生子臧，见《刘氏行年纪》。臧曾孙兢，左庶子，恒王傅。”可知吴兢出自于陈留吴氏家族。
《元和姓纂》是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年至公元821年）编纂的姓氏书，书里的吴氏，均来自濮阳鄄城、渤海、陈留三大郡望，而且在唐代担任过高官。吴、孙、阮、谢、卫、何、虞等姓，历史上在陈留一带名人辈出，为陈留郡氏族大姓。此书的时间距离吴兢生活的年代不远，可信度颇高。
《吴氏正宗谱》也有记载：“吴臧，字承休。吴承休生吴若远，吴若远生吴世传，吴世伟生吴佐、吴兢。”而且说吴兢是吴季札的第47世孙。吴季札是春秋时期吴国贵族，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他才华横溢，修为极高，为人高风亮节。吴季札淡泊权位，有远见卓识，三次让国、延陵挂剑等事迹，反映了他谦让、守礼、仁义、诚信等美德。
《吴氏正宗谱》上说，吴兢“少有大志，勤奋好学，学贯经史”。《旧唐书》则称吴兢“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商丘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则，是吴兢的好友，也十分器重吴兢。他们居相位时，便大力推荐吴兢。公元703年，吴兢以直史馆的身份奉命与朱敬则、徐坚、刘知几等共同修撰《唐史》。此时的他30岁左右。
公元705年，桓彦范与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武则天还政于唐中宗李显。李显任命桓彦范为纳言（即侍中），吴兢替桓彦范写了谢表——《为桓侍郎让侍中表》。据说这是现存吴兢最早的一篇文章。
公元706年，吴兢升任右补阙。他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写《则天实录》成功后，转任起居郎。起居郎属内史省，主要职责是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伴君如伴虎”，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一般正直果敢、敢于碰硬，但风险极大。
武则天去世后，因李显无力驾驭全局，武三思、韦后、安乐公主都在觊觎最高权力，“日夜谋谮相王（李旦）”，并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李旦等与太子李重俊通谋造反。吴兢不计个人安危，毅然上表，指出诬奏李旦是“贼臣等日夜同谋，必欲置於极法，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强调“自昔翦伐枝干，委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并分析说“若信任邪佞，委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他的奏表颇有影响力，加上御史中丞萧至忠的进谏，李旦平安无事。
公元710年，唐中宗被毒死，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禁军将领发动政变，平定诸韦之乱，拥立李旦为帝，为唐睿宗。公元712年，李旦退位为太上皇，然而大政仍掌握在自己手中，李隆基继皇帝位，为唐玄宗。第二年，李隆基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同党，开始全部归政。他励精图治，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这几年间，吴兢由起居郎升任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修史如故。母亲去世后，他守丧三年。在此期间，朝廷几次“夺情”欲令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表示要恪守“三年之制”。他虽然“停职还家”，却“匪忘纸札”，继续修撰史书。
公元715年，吴兢守丧期满，以长垣县男拜谏议大夫，仍然没有丢下修史的职责。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官职，“掌谏谕得失，侍从赞相”。
公元716年，吴兢同刘知几重新修定《则天实录》30卷，新编撰《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
在开元前期，吴兢力谏玄宗“克遵太宗之故事”，并“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
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权力过于集中，群臣们虽然颇有微词，但不敢大胆进谏。吴兢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唐王朝，遂上疏劝李隆基对进谏者有所区别。他说，进谏者“所言是”当然“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但不应“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而应改变赏薄罚重的做法。在奏章中，吴兢还列举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并特别讲述了李世民虚怀若谷、虚心纳谏的故事。
选用官员时，李隆基往往绕开吏部，在禁中作出决定。吴兢写了《谏十铨试人表》表示反对。他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认为，“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强调要按既定法规行事，“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公元720年，源乾曜被任命为侍中、张嘉贞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两人是吴兢所说的良相，“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源乾曜、张嘉贞认为，“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吴兢受命正式编录《贞观政要》，“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
吴兢在史馆修史的工作并不顺利，曾三次请求调离史职。史官的俸禄不高，吴兢在父亲退休之后，感到经济困窘，曾提出辞去史职，请求外任。
他在《乞典郡表》中说：“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
《乞典郡表》呈上后，李隆基很快批答：“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他不准其请，但下诏“以其父郑州长史处敬为凤州刺史，仍听致仕”，为吴兢的父亲增加了薪水。
吴兢嗜史如命，写辞职的表章，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内情。
二
吴兢任史官多年，以秉笔直书见称。他认为：“史官之任，为代准的，若苟亏情理，辄徇恩荣，目强颜，操简书事，适足玷圣朝之孝理，何以树终古之风声？”他始终把“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贞观时代，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效率相当高。而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官时，武三思、张易之等人主管修史，其他的史官多阿谀权贵讨好佞臣，编造吹捧，记载的事情往往背离真相。吴兢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
于是私下里开始编撰史书，记录下了唐代前期大量的可信原始素材。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可避免的，他要与人发生冲突。
这个人是张说。据史书记载，张说“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是个有大才的人。
但两人的修史观点大相径庭。正如后人所总结的：“在太平盛世，好大喜功的君主，往往要粉饰文治，张说以其人适当其会。”张说十分注意迎合李隆基，说“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薰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让人有点怀疑说他“敦气节，重然诺”的记载。
长安三年，也就是吴兢刚刚奉命修史的那一年，仗着武则天的宠爱，张昌宗诬陷宰相魏元忠谋反，并“赂以美官”，诱逼时任风阁舍人的张说作证，张说答应了。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正告张说“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当武则天要张说当面与魏元忠、张昌宗对质时，张说如实向武则天禀告说是“昌宗逼臣使诬证之”。武则天当场斥责道：“张说翻覆（反复）小人。”魏元忠最终无罪，张说却以“忤旨”之名被流放到岭南的钦州。
这件事，被记录在《则天实录》里。
张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监修国史看到这段记录后，觉得有损自己的形象。这一天，张说来到史馆，说当年刘知几“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这时，吴兢站了起来，面色严肃地说：“这是我写的，不是刘知几修述的。如今，这段史文的草稿还在，刘知几已去世，您不应该错怪死去的人。”十分尴尬的张说悻悻而去。在场的其他史官称赞吴兢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
董狐是春秋晋国太史，不畏强权，坚持原则。在赵盾族弟赵穿弑晋灵公后，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留下“董狐直笔”的典故。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正气歌》诗中颂扬过不畏权贵、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心有不甘的张说见暗示无效，便放下身段“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依然选择了拒绝，直率地回答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这下，算是彻底得罪了张说。果不其然，吴兢“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
守丧期满后，吴兢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
在东封泰山途中，唐玄宗“数驰射为乐”。吴兢上《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仍“依贞观故事”劝谏，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伏愿陛下遵而行之”。他同时指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怎么能与唐太宗“同年而较其优劣”？
第二年，他上《大风陈得失疏》，说“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权，怀谋上之心。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进一步劝谏唐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
三
张说因“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被弹劾罢免中书令之职后，新任中书令萧嵩监修《国史》。
吴兢写了《上贞观政要表》，连同《贞观政要》一并呈上。
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说：“臣愚比尝见朝野士庶有论及国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圣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则不假远求上古之术，必致太宗之业。故知天下苍生所望于陛下者，诚亦厚矣！”
这部《贞观政要》，“起自《君道》，讫于《慎终》”，可见吴兢编排的良苦用心。或许是表中如“昔殷汤不如尧舜，伊尹耻之；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一类的话语，让李隆基内心十分不悦，便以“书事不当”为由，将吴兢“贬荆州司马”，但“许以史稿自随”。
贬出京师之后，吴兢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史》修撰上。在萧嵩罢相之前，吴兢写就《国史》65卷。对于自己的著作，吴兢信心满满地说：“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
吴兢在早年上《请总成国史奏》时，曾追述自己参与修述《国史》的经历：“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刊削未就。”
吴兢在相继任台州、洪州、饶州、蕲州刺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史”。
公元742年，吴兢由相州长史晋升为邺郡太守，不久后入朝为恒王傅。在恒王府任职数年，吴兢“意犹愿还史职”，但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此后，吴兢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又编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
公元749年，这位著述丰富的大家，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留下了皇皇巨著。他死后，他的儿子呈上其未定稿的《唐史》80余卷。
根据有关检索，吴兢独撰有《唐春秋》30卷、《唐史备阙记》10卷、《太宗勋史》1卷、《贞观政要》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唐名臣奏》10卷等，与人合撰有《则天实录》20卷和《唐书》130卷等。此外，还撰有兵书、医书、目录书等。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一部《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间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讨论的治国理政问题，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礼仪、教育上的重大措施。此书里有对话，有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有事件描写，有经验总结，是历史上对“贞观之治”记载最为周详扼要的著作。全书虽然仅仅有8万字，却是后人了解“贞观之治”的必选书籍。
“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屏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这部书历经1200多年的岁月砥砺，越发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
在唐代，《贞观政要》已成为皇家子弟的学习教材。唐宪宗李纯、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都注重研习《贞观政要》，从中汲取施政经验。公元809年，李纯仿《贞观政要》体例编撰《君臣事迹》14篇，记载上古以来历代圣君贤相的事。李昂当太子时，“喜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兹”。李忱曾更是“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他在位期间，“刑政不滥，贤能效用”，效果明显，“十余年间，颂声载路”。
唐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很推崇这部书。
金熙宗把《贞观政要》作为经常阅读的书。他对大臣们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
元仁宗“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大臣察罕把翻译的《贞观政要》一书献给他，他“大悦，诏缮写遍赐左右”。元代还明确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要请侍臣教授《贞观政要》。
明宪宗朱见深特别注意《贞观政要》的刊行工作，亲自为之作序，说“其论治乱兴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为鉴戒，朕甚嘉尚焉”。
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贞观政要》内容，并且十分仰慕“贞观之治”。乾隆皇帝说：“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之风矣。”
此书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在中国。
公元9世纪前后，这部书传到日本，立即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镰仓时代，1205年博士菅原为长专任讲官，为幕府讲解《贞观政要》，对当时日本政局影响很大。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第一条就规定“天子诸芸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不学则不明古道……《贞观政要》明文也”。此后，此书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
一部《贞观政要》，让吴兢千古流芳、独步史林。（全媒体记者 任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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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风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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