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形态的革命理论，也是继承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先进文化形态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先进文化形态，是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人类文明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性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先进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人类的生产方式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更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会引起人类文化的变迁，从而使文化具有历史性。传统文化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奥秘都隐藏在这种历史性之中。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人文政治环境，赋予了文化当代性的内涵和特质。与前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相比，新阶段的文化在讴歌新的生产力中诞生，体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特点，具有显著的进步性。但是需要看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与下一个更高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相比，它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了。在确立上述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同时强调，传统文化蕴含着体现人类物质生产本质属性的永恒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马克思对“哲学”这一人类文化核心范畴的解读就清晰地体现了上述认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关于对待传统文化需要秉持的科学态度，毛泽东也曾作过精辟论述，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时也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形态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也明确强调了人类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是文化形态的有机构成，两者相互作用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阐述文化是如何存在、如何构成以及如何发展来揭示文化形态内涵的，即文化形态是实践活动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的成果。德国古典哲学指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部分，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前半期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和进化论三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创造了条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即劳动是价值的源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他们经济学说中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他们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和罪恶，还对未来理想社会提出了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批判、继承并改造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必然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新社会的建设者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马克思曾经说过：“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从马克思著作包含古典文学中的希腊与拉丁谚语以及对经典著作的引用，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古典文学的欣赏以及对它们的现代用法的理解。马克思始终对古希腊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传统抱有崇高的敬意，并努力把优秀文化转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认为，文化实践对世界的改造不同于一般社会实践，文化实践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也就是说，文化实践不是单纯的认知世界的精神方式，而是能够改造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艺术实践或艺术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即便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最激烈的批评和最革命的改造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哲学、艺术等人类文明成果的长远意义和深刻影响，认为它们是“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而不会与政治制度、国家权力这些上层建筑一样随着旧制度被推翻而迅速消亡。

先进文化的形成不是“飞来峰”，只有在批判性吸收以往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正确地理解人类文化的创造历程、发展趋势，才能建构起来。列宁主义认为：“新文化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在空地上创造出来。”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旧文化遗产的错误否定，列宁反复强调，片面地、简单地、情绪化地否定以往文化遗产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只能走向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识到，一些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传统文化成果，往往在外表裹上特定时代的“阶级偏见”，毕竟没有人能够超脱时代给予的局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就需要把包裹在思想精华外表的那些已经过时的东西剔除，提取其思想的内核。而这个思想内核就是一切时代的人们共有的价值需要。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永恒的时代内涵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要任务在于科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持唯物史观，坚定历史自信，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是互为表里的。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文化基因是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从世界文明的起源来看，中华文明不是最早的文明，但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创造了灿烂古老文明的先民的后裔。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敬仰和崇拜自己的祖先，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着同一种文明的延伸和发展。祖先崇拜反映的是强烈的本根意识。中华民族认同炎、黄二帝为自己的共同始祖，《史记》就是以黄帝本纪为中国历史的开篇。即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往往托黄帝以明正朔。如《魏书·序纪》说北魏拓跋鲜卑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后代，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这就是北魏王族拓跋氏的来历。《周书》则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鲜卑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周书·文帝上》）。宇文泰的儿子、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更明确地说：“予本自神农（炎帝）。”（《周书·孝闵帝》）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崇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只有新的文明因素增加进来，而没有什么文明的因素分离出去成为另一种独立的文明。

在海纳百川、稳定延续的文明发展中，优秀文化得以产生，人文精神得以塑造。《易传·彖传上》首次使用了“人文”一词，而且其含义与当代文意基本一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的教化与天道自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使中华文化中的“人文化成”具有了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神为本位的显著特征。上下5000年，中华文化崇拜的是自己祖先优秀的德行，敬仰的是为民族和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中华传统文化天然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融入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中，载入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它们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走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就是融入我们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千秋赓续、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大约3600年前的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就在盘铭中刻下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典籍《易经》强调变易的意义，《易传·杂卦传》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从“盘古开天”“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荀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不惧艰辛、迎难而上、勇于追梦的价值认同，滋养中华民族坚持守正创新的勇毅气概和执着精神。在漫长的发展岁月里，中华民族始终恪守和合之道，追求至美之境。《国语》记载了西周时期郑国君主郑桓公与太史伯谈论远古帝王成就“天地之功”的故事。史伯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国语·郑语》）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合是人与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墨子·尚同上》说：“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认为和合就是万民育生的过程：“天施地化，阴阳和合；……万民育生，各得其所。”和合而生，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协调统一，和谐共进，成就团结统一、向上向善的盛景。

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习近平把伟大民族精神高度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伟大创造精神，是中华民族辛勤劳作，发明创造，革故鼎新，书写辉煌历史，铸就璀璨文明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抗争，在历史上战胜了各种磨难和风险挑战而形成的精神力量；伟大团结精神，是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的巩固基础，使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由；伟大梦想精神，是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指引，造就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和独特优势，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独特风貌，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本质特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德润人心的丰富滋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习近平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正心笃志、崇德弘毅，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追求的完美人格。2000多年前的《礼记·大学》中就明确提到：“德者本也。”《尚书·武成》强调，要求得天下大治，必须崇德，“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圣贤君子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化身，如“君子喻于义”，“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君子“修己以敬”，“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成人之美”，等等。而要成为圣贤君子、德昭天下的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要身体力行，不做清谈客，而做践行者。《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弟子颛孙师（字子张）和樊迟问孔子崇德之道的故事：“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孔子说崇德要以忠实诚信为主，遵从道义，这就是提升品德。樊迟问及修德之方，孔子答“先事后得”，即踏踏实实去做。“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到宋明理学，以德修身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以“天理”的价值观为核心，主张立身处世的道德自励和以德兴邦的使命担当，这就是张载所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在坚守道德底线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以己度人”“推己及人”，要恪守“良知”，做到“俯仰无愧”。在树立道德理想方面，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要“止于至善”，有社会责任感，追求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倡导“兼善天下”“利济苍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做君子、成圣贤。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就能够不断提高人们道德水平，提升人们道德境界。习近平强调：“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治国理政的有益启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齐书目录序》）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对解决当今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中国传统的治理之策追求固本之道。《贞观政要》中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教训、开辟新朝盛世的政论对话，指出“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主张修身治国，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贞观政要·纳谏》）。苏轼在《晁错论》中写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管子说，为政者“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管子·九守》）。中国古人认为治国的基本方法需要“变化因时”。贾谊在《过秦论·下篇》中说：“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葛洪在《抱扑子·广譬》中说：“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三、马克思主义以先进的思想理论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价值观念融通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融入中国具体实际，扎根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日常实践，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始终坚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吸纳马克思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和壮大。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条件除了经济基础，还包括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都是以中华民族的语言、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方式加以传承创新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

价值观念融通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基础上创立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的发展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僵化、固定不变的理论，它始终随着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处于开放状态。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因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列宁更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能够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国具体实践、历史文化特点相结合，才能产生现实的科学指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同时，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理论，只有内化为人民大众自身的思想力量，只有在人民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中，才会得到自身价值的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以通俗化的语言、简明化的形式、大众化的风格，把马克思主义的严密性理论转化为大众化形态，传播到社会大众的头脑当中，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认知，真正掌握群众并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实现时代精神精华向民众群体意识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主张能够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价值遵循的深层原因。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宇宙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是共存关系，相即相容、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普遍一致的、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哲学“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不是外在于自然界的他物。“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恩格斯也指出，“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警示人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体现了“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传下》）的气魄，展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情怀和担当。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一切科学真理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全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就是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以及大工业的出现，“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这是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世界各民族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世界格局呈现出开放的、全球性的发展态势。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将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倡求同存异，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寻求和谐统一。它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乃至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的两极不仅存在对立，也存在彼此的统一，应当承认、尊重和包容差异，在多样性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彼此依存中求同存异，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融通。普遍联系、相辅相成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统一规律讲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但重要的是在一定条件下，量变发展到质变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对立双方尽管不断发展变化，但大多只是渐进性的量变。任何矛盾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任何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多种互相依存、互相对立的关系。而这种依存与对立的关系，并不破坏矛盾的统一体，恰恰相反，是矛盾存在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而且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观察事物，要“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积善成德”“明德惟馨”的道德观，强调“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千百年来中国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向上向善的修为禀赋，彰显着中国人的道德风格和价值追求。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大体一致，总趋势是向上的、前进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什么人服务是道德的核心问题，决定并体现着道德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并制约着道德领域中的所有现象。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基础上的道德，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建构的灵魂和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应该看到，这些论述已经蕴含了鲜明的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时的集体主义原则。列宁进一步提出要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原则变成群众的生活准则。

四、“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核心和实质

习近平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的方法引领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双向互动中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处于关键地位。科学的“结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败的关键。教条主义也是结合，但是一种机械的结合，是不顾本国实际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此，只有结合是不行的，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就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不是天然吻合的。这里存在着差异。为了使二者结合，必须设法消除这些差异或矛盾，找到一条使二者相结合的道路。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既存在着同一性，又存在着差异，其中文化上的差异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解决的显著矛盾。马克思主义继承了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社会已有的人类优秀思想文化传统，这种学说在长期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社会实际面前，显然是代表一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不首先克服存在于两种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根据现存的实际的客观规律去创造新的结论，从而获得理论与实际的新的“结合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成功的关键。

“结合”的正确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相加”或“相减”的过程，而是一个前者对后者“改造”（包括吸收、转化、批判、扬弃、创新、发展、提升）的过程。前者是“改造”后者的武器和工具，后者是前者“改造”的对象和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改造”具体实际、“改造”优秀传统文化而逐渐形成的理论形态。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的。列宁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种对全部文化要“确切地了解”并“加以改造”的思想，关键就在于要清楚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结合”的本质要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民族创造的伟大文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前提和条件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上。习近平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制约性、时代局限性和相对性是并存的，不能良莠不分，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习近平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谛所在。

“结合”的科学方法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方法论的意义，在于其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无论“转化”还是“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讲都是一种新的“阐释”。时代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传统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达形式上，都要作出相应的变化，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观念，破除了传统和现代的截然对立，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统一起来的金钥匙，是对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途径给出的新答案。

“结合”的表达形式是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广阔的国际视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同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